王安石变法失败，历一场变革的失败都会有一场劫难，王安石也没能逃过，他变法失败被处死。在他的新法实行到中途的时候，一些他提出来的新法也被废除，开始也没有太过在意，但是较后连免疫法也要废除，他这时候的命运其实已经开始转折了。后来在他去世后，司马光又极力地在恢复了一些王安石的旧法，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宋哲宗即位时才十岁，跟太后一起听政。

　　司马光进见，皇宫卫士见到司马光，都举手表示敬意，说：“哦，这就是司马相公啊。”司马光所到之处，围观的老百姓都把街道堵得不能通行。

　　此时，百姓都想废弃新法，但有人认为皇帝刚即位，三年内不能改变先帝的法令。司马光则认为：“好的制度可以不改，但王安石的新法给天下带来危害，这不是先帝的初衷，可以改变。而历代都有改变前代制度的佳话，更何况太后主政，是以母改子政，而不是子改父政。”于是就不再有人提反对意见了。

　　王安石的新法大部分被废除了，只留下免役法等三项，司马光叹息说，如果不改，自己死不瞑目。

　　其实对于免役法的好处，司马光却不知道。苏轼据实告诉了司马光，司马光很不高兴。

　　王安石听说他的新法都被废除，开始不在意。等到听说要废除免役法，惊呼：“这个也要改吗?”又过了半天说：“这个不应该改啊。”

　　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说：“王安石是有才能的，只是不通世故。他去世之后，那些小人肯定要百般诋毁他。我认为朝廷应该对其深加褒奖，免得小人借机生事。”

　　有人对司马光说，王安石的新法之所以能实行，是因为当时朝内全是王安石的人。您今日想改变，但王安石的人绝大多数还在朝，恐怕以后也是不稳的。司马光听了也为之动容。

　　苏辙也这么想，他对宋哲宗说：“您重用司马光，却让韩缜这样的人也在朝，司马光怎么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呢?我去辽地出使，辽人听说韩缜在做宰相，都相视而笑。辽人的宰相是因为扩大了疆土而升职，而韩缜丢了七百里土地而能做宰相，臣实在不能理解。”

　　司马光去世。在世期间，外界很多人都把司马光认为是真正的宰相，老百姓称之为司马相公。后期司马光得到重用，辽人通知边境官吏说：“司马光做宰相了，不要在边境无端生事啊。”

　　司马光工作辛劳，有人见到他身体虚弱，就用诸葛亮的例子去劝他，司马光不以为然：“生死自有天命。”工作更加勤奋。后期病重时，在昏昏沉沉中说的都是大事。老百姓听说司马光去世，放下生意去吊唁，有的卖了衣服去祭奠，街巷里都能听到哭声。京城里有人刻印司马光的画像，每家都买了一张，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对其祷告。

　　司马光很严肃，从不乱说话，曾经说自己：“我没有比别人强的地方，只是一生所为，没有不能对人说的。”司马光不喜欢佛教和老子，认为都是荒诞的。

　　苏轼曾经评论司马光之所以能感动天地和人心，有两个方面，真诚，专一。当时的人认为评价得很准确。

　　程颐宣讲经典，文彦博、吕公著等人听了以后，都互相赞叹：“真是一位好先生啊!”但苏轼不喜欢程颐遵循古代礼法，常常戏弄程颐，两人因此不和，两人的朋友也互相攻击。

　　当时朝内自然形成了三派，程颐的洛派，苏轼的蜀派，刘挚的朔派，而王安石时期失势的人也在寻找时机，几派之间互相攻击。只有吕大防、范祖禹等少数人不参与派别。

　　太后对这种情况也比较清楚。一次，太后突然问苏轼：“你知道这次你升职为什么这么快吗?”苏轼说：“是因为太后和皇上的信任。”太后说不是。苏轼问是大臣的分享吗，太后也说不是。较后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看你的文章，都感叹你是奇才，只是没能马上重用你。”苏轼听了，不觉痛哭失声。太后和宋哲宗见状也哭了起来。

　　有人劝苏轼，您只顾语言谨慎，但文章却太直率，文章里好的地方不能帮上皇上，不好的地方却可能对皇上不利，您并不是谏官，却经常评论别人的是非，这很危险啊。但苏轼却不能很好地接受劝说。

　　苏轼被贬之后，疏通了河道，修治了水井，修建了十三里长堤，种植了荷花、杨柳，风景如画，被人称为苏公堤。

　　吕公著去世。吕公著平时平和淡然，宋神宗说他“语言像衡器称物一样准确”。吕公著奏事时，都会综合众人好的意见，但在坚持原则的时候却毫不退让。王安石口才很好，没有人敢与之辩论，只有吕公著能以的见识，只言片语就说服王安石。王安石曾经说，我的缺点自己都改不了，但一见到吕公著这位长者，就不知不觉全消失了。

　　太后去世后，蔡确、章惇、邢恕、黄履几人互相勾结，被当时人称为“四凶”。蔡京的丑恶当时还没暴露，也得到重用。他们把正直的大臣排挤贬职，剥夺了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的荣誉，王安石的新法又重新恢复。

　　宋哲宗去世后，端王赵佶即位，就是宋徽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