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对在汉武帝时期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是有些误解的，就像秦始皇的只有“焚书”但没有“坑儒”，至少在《史记》和《资治通鉴》里没有记载。而武帝执政期间也只是采用以儒家学说为主，别家学说为辅的政策治理天下，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罢黜百家”。比如的酷吏张汤就是以刑名学说办案，又取悦为武帝而官至廷尉。再比如汲黯是以道家学说被武帝赏识而官至都尉位列九卿。

　　我们常说的“四书五经”都是属于儒家文化的经典，董仲舒是以精通《春秋》著称于当时。这里请看：在公元前140年，武帝曾下诏要“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这句话说明武帝本人对儒术还是很爱好和感兴趣的，原因嘛可能跟窦太后喜欢道家学说有关。董仲舒只是恰逢其会，言论正好符合武帝的要求罢了。这也看出汉武帝刘彻对当下的治国理念有着深刻的认知，采用儒家思想治天下更符合实际。因为根据前朝经验秦能够迅速的兼并六国得益于申不害、商鞅的刑法理念，遵循的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使其武力在短期内达到一个高峰，从而实现统整天下地目的。秦朝的灭亡也恰恰印证了法家思想并不适合于治理。乱世用重典只能符合于战国时代，和平一统时期的汉王朝只能另行选择。再看看秦在统整天下后还一直采用法家制国的弊端：因为太注重赏罚而逐渐忽略了礼仪道德，致使父子离德，尊卑不分，哺乳的儿媳和公公并坐吃饭，贫穷的只能入赘，能得到赏赐的方法就是立功杀敌，而秦朝的刑法多达几十种，这样的高压赏罚政策下人们只想着能立功而不犯法，礼仪廉耻都可以抛却，到了家不像家，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

　　所以到了汉朝立国，高祖刘邦用鲁人孙叔通制定礼仪乐章，文帝让晁错向伏生学习《尚书》，景帝时启用辕固生，还有窦太后的道家思想。武帝更是知道儒家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向天下招徕儒生人才，比较出名的有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严安、徐乐、赵绾、王臧、晁错、窦婴、田蚡等。他们有的官至相位有的位列九卿，有的担任御史大夫、郎中令。武帝时期的儒家才是它得以发展延伸的辉煌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