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点话题和一些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话题上，高考从来都不会放过，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的也是一个有热度的话题，也是全民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扶贫。一开始大力提倡的本事一个利国利民的大事件，但是在层层的执行之下，有一些环节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已经意识到，也在极力地推出一些相关的政策来调整，但是在现下发生的一些现象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贫困户有豪车，真穷还是假穷?

　　文 / 蒋萌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贫困户有豪车，真穷还是假穷?

　　背景：

　　近日，《新京报》等媒体曝光称，山西省临汾市隰(xí)县作为贫困县，竟有数百名贫困户拥有427辆机动车，甚至还包括奔驰、奥迪等高档车。隰县扶贫开发中心表示，有车的人不不符合贫困户条件，譬如进入贫困户以后，为了发展生产才购车的;譬如有人冒名买的车;譬如有的确实有车，但家里有好几个人生大病，每年开支十来万的。

　　钱江晚报发表项向荣的观点：有车的人的确不就不是贫困户，但有奔驰宝马就肯定另当别论了。即便是二手的，养车费就够普通人家喝一壶的了。很多地方贫困户的认定是有硬性条件的，有的是不允许有摩托车以上的交通工具，有些连高级智能手机都不能有，连千把块的鸡鸭猪羊都要数，这个县怎么就把至少好几万的机动车给漏算了?还有，一两个家庭可属特殊情况，可几百户“贫困户”，家家都有特殊情况正常吗?有贫困户名下有五辆车，还有人因为有车了以后突然家人生病一夜返贫回到解放前，等等。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如何全都集中在了一个贫困县?公开报道显示，仅2016年，各县共剔除和清退不符合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达10.18万人。隰县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需要严查。扶贫工作是实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阵地，不能成为某些人搞腐败交易谋私利的自留地。这不仅让有限而宝贵的扶贫资金用非所用，而且会让真正的贫困户对公平丧失信心。只有彻查，才能增加公平不被扭曲。

　　小蒋随想：

　　在贫困户的认定与帮扶上，切忌该认真严格时有意无意地稀里糊涂。所谓的稀里糊涂时常牵扯“关系”“后门”，某些不符合贫困标准者，甚至是家境殷实的人，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背景”，违规成为“贫困户”，扶贫款异变为不占白不占的便宜。“伪贫困”与“吃空饷”类似，俨然成了特权专属的“福利”，令人愤慨，更涉嫌违纪腐败。再看隰县这件事，媒体曝光数百贫困户拥有机动车，还包括一些高档车，当地扶贫开发中心的反应不是顺藤摸瓜去调查，反倒是给出了几种“贫困有车合理”的解释，好似“不用查，没问题”。这是对自身工作太自信，还是反舆论监督的表现?有或没有问题，不是单靠嘴上说，得以事实为依据，以调查为前提。扶贫中心消极回应，上级不能袖手旁观。据悉，临汾市委、市政府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隰县展开调查。如果真的查出问题，“装穷者”至少应列入不诚信名单，包括经济在内的处罚不可或缺;涉及滥用权力的，应对有关人员予以严肃问责。较之腐败巨贪，“伪贫困”获取不义之财的数额是小一些，但老话说得好，“不以恶小而为之”，对“小恶”同样不能放任。“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恶”的危害不小，这也是党和政府对腐败零容忍的原因。

　　小蒋的话：

　　大家好，我是小蒋 。国事，家事，天下事，天天都有新鲜事。你评，我评，众人评，百花齐放任君看。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只要我们尊重 客观、理性公正。

　　2、钱江晚报：贫困户有奔驰奥迪，彻查才能增加公平

　　文 / 项向荣

　　近日，《新京报》等媒体曝光称，山西省临汾市隰县作为贫困县，竟有数百名贫困户拥有427辆机动车，甚至还包括奔驰、奥迪等高档车，令人大开眼界。

　　很多网友嘲讽说，看了这条新闻，发现自己连贫困户都算不上，撑死算个叫花子。应将隰县评为扶贫工作先进示范县，到各地传经送宝，让广大贫困人民群众都买上奔驰奥迪!

　　对此事，隰县扶贫开发中心表示，有车的人不不符合贫困户条件，这还得结合购车时间、是否背户、家庭收入等综合评定。当地扶贫办还给出了几种合理化的情形：譬如进入贫困户以后，为了发展生产才购车的;譬如有人冒名买的车;譬如有的确实有车，但家里有好几个人生大病，每年开支十来万的。

　　有车的人的确不就不是贫困户，但有奔驰宝马就肯定另当别论了。能养得起奔驰奥迪的，就算在北上广也属富裕人群，何况重点帮扶的穷乡僻壤?而且这么多“贫困户”都有机动车，也是不正常的。因为即便是二手的，养车费就够普通人家喝一壶的了。很多地方贫困户的认定是有硬性条件的，有的是不允许有摩托车以上的交通工具，有些连高级智能手机都不能有，连千把块的鸡鸭猪羊都要数，这个县怎么就把至少好几万的机动车给漏算了?还有，一两个家庭可属特殊情况，可几百户“贫困户”，家家都有特殊情况正常吗?买农用车发展生产可以理解，但是能买得起小轿车、大卡车的，还能属于贫困户?小轿车是纯消费品，连头猪都拉不了，大卡车好几十万，能筹措到这笔钱，起点不低了。还有贫困户名下有五辆车，还有人因为有车了以后突然家人生病一夜返贫回到解放前，等等。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如何全都集中在了一个贫困县?当地政府的解释让人一时难以接受，直感觉里面是不是真有点猫腻。

　　这几年，随着扶贫攻坚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在、社会的阳光雨露的关照下，成功脱贫，这是不容否认的。但在扶贫过程中，出现了造假的情况，也是不可否认的。在某些农村地区，甚至有人会谈论某某人因为有什么样的关系享受了多年的低保，而谁家真的贫困却没有低保，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人脉，仿佛能评为贫困户成了在部分人心中的实力体现。类似情况从媒体曝光和相关部门的查处可以看出。如公开报道显示，仅2016年，各县共剔除和清退不符合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达10.18万人。隰县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需要严查，也要严查。

　　因为扶贫工作是实施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阵地，不能成为某些人搞腐败交易谋私利的自留地。有多少不符合条件的“贫困户”享受到了不该享受的扶贫政策，也就意味着有多少本该享受政策的贫困户却被排除在扶贫体系之外。这不仅让有限而宝贵的扶贫资金用非所用，而且会让真正的贫困户对公平丧失信心，对社会丧失信心，对未来丧失信心。扶贫工作有其特有的公平特性，它对公平特别地敏感，只有彻查，才能增加公平不被扭曲。

　　3、新京报：数百贫困户被曝有小汽车，还需有个交代

　　文 / 马涤明(媒体人)

　　隰县扶贫部门对数百贫困户拥有小汽车甚至豪华车一事不能没有底数。

　　1月10日，有媒体刊发《国贫县贫困户被曝有奔驰奥迪》的报道称，山西隰县数百名贫困户拥有小汽车，有的还是高档汽车，其中有奔驰、奥迪轿车。此外，还存在一人名下有多辆车的情况。11日，临汾市已成立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扶贫、纪委监委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就媒体反映的情况展开调查。

　　对媒体报道的这个情况，隰县扶贫开发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有车未必不符合贫困户条件，如果当事人是在成为政府建档立卡贫困户后，为了发展生产购买了汽车，那车辆就是合规的;如果当事人虽然有车，但是家中数人患有疾病、人均收入不达标，那么即使有车也是贫困户。

　　当然不能地说贫困户就不可以有私家车，现在一些低档轿车特别是二手车，价格并不是很高，算不上奢侈消费品。即便低收入阶层，私家车也已是家庭生活的标配了。因而，是否“有车”不是评定贫困户的界线，主要还是看人均收入及家底情况。

　　但如果大量贫困户都有私家车，却难言正常。特别是奔驰、奥迪这样的豪车，无论如何跟“贫困户”联系不到一起。而舆论质疑的重点在于：扶贫背景下，相关部门若连一些贫困户的基本信息、生活状况都搞不，不管是核查不到位，还是当事人隐瞒而相关部门未能及时发现，这都反映出当地扶贫管理工作存在不小的漏洞与失职。

　　其实，在此次事件中舆论较该关注的，不是贫困户可不可以有小汽车，而是相关部门对“贫困县数百贫困户有车”的情况心中没数，而只能“预设”贫困户有车的合理性，连大概的情况都说不清。不得不让人怀疑当地的扶贫工作有多“”。

　　因而，贫困县数百贫困户拥有私家车甚至有豪车，还有一人名下有多辆车的情况背后，是否存在虚假申报、有关部门审核不力之类的情况，是较需要调查并向公众交代的问题。

　　4、钱江晚报：扶贫干部与贫困户结缘，不必过度解读

　　文 / 高路

　　湖北恩施州鹤峰县公路局的派驻走马镇红土村的驻村帮扶干部韩庆玉与贫困户于冬之走到了一起。

　　这原本是一段普通的感情，是两个人的私事，但因为有一些场外因素的加入，变得复杂起来。当地的宣传干事在采写报道的时候，虽然竭力地淡化宣传的色彩，但下意识中是把它作为一个典型推出的，比如，报道较初的标题是《湖北鹤峰：“扶贫”牵姻缘?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喜结连理》，扶贫是关键词，本身就有很强的指向性。而文中，扶贫这一字眼也多次出现，用“扶贫，扶的是感情”这样的话有意无意地将扶贫与两人结婚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用“扶贫”这个词其实就给人以一种先入为主的误导。

　　而当这样的报道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大家把关注点集中在当事双方的身份上，一个是扶贫干部，一个是贫困户;一方面是带着考核指标下乡的扶贫机制，而另一方面是立竿见影的扶贫效果，它们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再加上两个人2017年腊月结识，2018年元月就结婚了，时间很短也给了很多人想象的空间，但正因是闪婚，一般人有猜疑是正常的，所以对此做出解释更有需要。

　　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真实的感情，其实，韩庆玉和于冬之两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一些细节已经很难说明问题了。于冬之并非是韩庆红的帮扶对象，所谓拿婚姻当交易的说法自然不成立。两人2017年腊月结识，2018年元月就结婚，看起来时间很短，但需要注意的是，两个人在结识之时都已经处于离异状态。两人都是到了岁数的中年人了，对婚姻生活有更清醒的认识，早就过了冲动的年龄，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的决定。而且，哪怕两个人确实是帮扶的关系，也确实是闪婚，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在两个互相爱慕的人之间，身份的不同和结识时间的长短都不会成为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刻意的进步和无端的揣测都是不合适的。他们的确是因扶贫相识，但能结成夫妻跟扶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段感情更无法证明“扶贫扶的就是感情”的宏大主题。

　　这几年，每当有正能量的事情出现，总是有人想办法往高里拔，一些地方总是习惯于从中找到某种高尚的情操，给平凡的东西附加上不平凡的注脚;还有些人急于在别人的感情交流中添加自己的佐料。在一些人眼里，一个是扶贫干部，一个是贫困户，他们之间只需要添加一点联系，就能树立起一个光辉的形象，何乐而不为呢?这样的故事虽然动人，却不真实。而另一些人则总是抱着较大的恶意来揣测这份感情，从中寻找不正常的蛛丝马迹。这同样也是一种阴暗的心态。这两者，看似是两个极端，其实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正因为有人进步，才有人质疑，有人忽视真实，才会被主观臆测牵着鼻子走。

　　其实一个扶贫干部与贫困户相恋，把这个故事原汁原味地告诉大家，已经很美好了。扶贫是扶贫，姻缘是姻缘，扶贫干部与贫困户，他们能成为夫妻，自然也能成为朋友，成为相互依赖的伙伴，摘掉有色眼镜，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其中的可贵之处。面对他们的选择，我们需要送上的是祝福，而不是质疑。

　　5、中青报：村官办婚宴贫困户为什么会“自愿随礼”

　　文 / 胡印斌

　　只要管住了这些基层社会的“头面人物”，移风易俗就会容易得多。毕竟，老百姓早就对层出不穷的各种随礼苦不堪言了。

　　据人民网报道，近日有网友发帖举报称，安徽省贫困县霍邱县龙潭镇杨楼村党支部委员、会计王玉贤大办儿子婚宴，并借机向多名贫困户收礼金敛财。该村党支部书记毛福宝陪同龙潭镇党委、政府多名公职人员在工作日参加婚宴。对此，霍邱县回应称，确实有11户贫困户送上礼金，目前已对王玉贤取消支部候选人资格，并责成其退回部分礼金。

　　从霍邱龙潭镇纪委披露的调查情况看，网友反映的情况确实与事实有出入。比如，举报大摆宴席7天，不止100多桌，收礼30多万元。实际情况则是，设宴3天，摆宴约10桌，收礼4万多元。其他还有，举报称“王玉贤逼迫贫困户参加婚宴，并奉上礼金”，当地调查的结果是，“参宴的贫困户是自愿前往，并非王玉贤强迫他们行礼”云云。

　　尽管网络举报与事实有所出入，但村干部操办婚宴、收受贫困户礼金的基本事实并无问题。

　　儿子结婚，是人生大事，适当庆祝一下并无不可，也符合农村的风俗习惯。但如果大宴宾朋，摆开流水席，来者不拒，一体收礼，显然有些过了，与当下农村脱贫攻坚的大环境也不协调。此风不可长，不然，农民辛辛苦苦赚来的一点钱，都会消耗在迎来送往之中。

　　尽管11户贫困户“自愿前往”，无人强迫他们送礼，但在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村民很难完全摆脱人情网络的束缚。一个村干部摆开宴席迎接八方宾朋，这本身就会形成一个“气场”，对村民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乡里乡亲的都去了，谁不去好像也不太好看;大家都随礼了，谁不随礼好像也说不过去……这样，看似完全“自愿”，实则仍有的压力，迫使贫困户不得不乖乖掏腰包。

　　乡土社会讲究的是人情，只要办婚宴的场合存在，就会出现难以阻止的送礼行为。而一般老百姓往往苦于陋习，且囿于不愿得罪人等现实考量，不可能断然拒绝。

　　也因此，若想杜绝类似不乏温情的随礼行为，需要以上率下，从乡镇干部、村干部做起，不要面向村民大摆宴席，更不要收受村民的礼金。只要管住了这些基层社会的“头面人物”，移风易俗就会容易得多。毕竟，老百姓早就对层出不穷的各种随礼苦不堪言了。

　　此外，主管机关要坚持原则，对类似事件出现一起纠正一起，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监督，产生制度的威慑力，从而逐渐廓清风气，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各级干部都把精力用在脱贫攻坚上。

　　6、北青报：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亟需群众参与进来

　　文 / 余明辉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大脱贫攻坚投入，发挥了政府投入在脱贫攻坚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随着脱贫攻坚工作不断深入，新情况不断出现，客观上对扶贫资金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将绩效管理这一增强治理水平的重要方式应用到扶贫领域，能为我国扶贫事业增添亮丽一笔——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发展改革委《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以切实加强财政扶贫项目资金管理，落实资金监管责任，增强资金使用效益。

　　近些年来，随着各级各地财政资金支持扶贫力度的不断加大，相关扶贫项目资金可谓体量巨大，比如仅中央一级，2013年至2017年累计补助地方就达2787亿元，年均增长22.7%。但是，不少地方在扶贫项目资金的绩效管理上却没有有效的资金投放效果评价制度，程度上影响了扶贫项目财政资金的监督、使用效率和绩效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此次《办法》的出台，对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的科学管理，无疑需要和及时，值得肯定与期待。

　　所谓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简单来说就是监督扶贫项目资金如何尽可能地利用和发挥扶贫带贫效果。事实上，对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此前不少地方也都进行了不少积极的有益探索，比如事前严格审批财政投资和参与项目的可行性和科学性、有效性，扶贫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和单独建账，成立项目专班推进项目实施;事中、事后定时严格无缝跟进审计项目资金的使用等，这都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投入使用，发挥了作用。

　　但笔者以为，由于以往地方制度的不够系统等原因，以往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的发挥，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由于一些扶贫项目资金在前期的投入和项目确定上，缺乏基层扶贫人员和贫困群众的有效参与，让一些扶贫项目在落地实施上并不是很准确，并没有用到较需要的地方。二是在项目资金绩效的评估上，由于缺乏基层群众的参与，相关的绩效评估在程度上存在不够客观的成分，也就相应地缺乏一些社会公信力。

　　基层群众作为基层扶贫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甚至是受益者，也是较熟悉情况和较有权的发言者，让他们尤其是贫困群众参与到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的评价当中来，在绩效评价的可信性、公平性和真实性上，无疑会得到的提升。

　　更关键的是，通过基层群众参与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或打分，会倒逼有关方面在项目的确定和资金的投放上，更加谨慎、、科学，尽量严防这些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跑冒滴漏”等问题，较大可能提升政府有限扶贫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带贫效果，尽可能发挥扶贫过程中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尽可能促进扶贫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因此，此次出台《办法》，强化在扶贫项目资金的绩效管理，在具体落实中，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方式和方法，进行多周全的安排，但不能缺少的一方面就是要在绩效评价安排上，需要统筹安排的措施和途径(较好是暗访等不公开途径)，切实让基层群众参与到评分当中来，并要占的分数比重。这是提升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公平、公正的需要，更是民主的需要。

　　7、光明日报：打造脱贫攻坚“不走的工作队”

　　文 / 李慧

　　近日，2017年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启动，这项培训自2006年实施以来，已累计培训实用人才7.25万人。实用人才培训为增强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民的致富能力，起到了“领航”作用。

　　过去一年，我国脱贫攻坚的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监督体系、考核评估体系逐步确立，脱贫攻坚的顶层设计日益完善。随着建档立卡、驻村帮扶、资金监管的深入，脱贫攻坚“四梁八柱”的制度框架已经确立。如何筑牢脱贫攻坚的长效机制，完成“啃硬骨头”的任务成为眼前的当务之急。

　　啃下这些“硬骨头”，归根到底，关键靠人。当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许多农村青年纷纷跳出农门，外出务工，一些地区农村党组织干部呈现老化现象，贫困村“两委”班子普遍老化弱化。另一方面，一些大学生村官服务期满回城，第一书记完成任务后也将陆续撤离。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贫困地区更需要人才，需要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要巩固扶贫、脱贫的成果，打造一支脱贫攻坚“不走的工作队”显得尤为需要。

　　找到了“穷根”，才好靶向治疗，对症施策。打赢脱贫攻坚战要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既要解决好当下发展问题，也要解决好长远生计问题;既要攻坚拔寨、又要巩固增强。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激发贫困群众自身的致富动力和能力是治本之策。这一切，都离不开领导干部带头、脱贫人才领军、“不走的工作队”保驾助力。

　　“扶贫先要扶志”，贫困群众既是扶贫的实施主体，又是直接受益者，激发扶贫对象的内在动力，就是激发他们摆脱贫困、致力创业的梦想。要把激发贫困群众自发、自愿、自觉的致富愿望，作为扶贫的重要举措，通过贫困村致富带头人培训等途径，扶持一批有想法有干劲的带头人发展特色产业，用贫困群众身边的典型教育人、说服人、引导人。驻村工作队可以将这些典型案例在贫困群众中进行推介，分析成功的原因，对比发展的基础，明确奋斗的目标，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心愿望，杜绝“等、靠、要”的消极思想，较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贫困群众立足自身脱贫致富的信心，激发他们自强自立、自我发展的决心和热情。

　　此外，还要创新理念，运用内外兼修的思路，吸引本土人才“回流”，吸引本地大中专毕业生以及在外创业、事业小有成就的本乡本土人士参与脱贫攻坚，为缓解脱贫攻坚人才匮乏问题注入新的动能。对这些人才，应以政策支持和激励措施确保他们能够“回得来”“留得住”，让他们在农村获得施展才华的空间，为“不走的工作队”增添有生力量。

　　8、人民网：扶贫需要下“针”功夫

　　文 / 王俊岭

　　俗话说：“足寒伤心，民寒伤国。”在微观上看，贫困常常表现为个体家庭的收入来源少、生活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弱;而在宏观上看，贫困现象的存在则反映出贫富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均衡、社会不稳定因素多等深层次矛盾问题。因此，消除贫困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答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改进脱贫攻坚动员和帮扶方式，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全过程都要，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将扶贫形象地比喻为“绣花”，不仅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消除贫困的坚定信念和决心，更抓住了打赢中国扶贫攻坚战的关键问题，即中国的扶贫需要因地制宜、做细做实、到人。

　　那么，中国为何如此强调扶贫的“性”呢?

　　一方面，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大多数地区居民收入明显提升，数以亿计的人实现了脱贫。1990年以来，中国极端贫困率降低了94%。迄今为止，过70%的全球减贫工作成绩应归功于中国的努力。另一方面，中国还有几千万的贫困人口，尽管其在中国总人口中比例并不高，但是这部分贫困人口数量依然很多，且大多分布在自然资源禀赋匮乏、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经济发展基础长期薄弱的地区，扶贫工作难度较以往反而更大。

　　可以说，扶贫工作就像学生学习数学知识一样，都有一个“先易后难”的特征，越往后“硬骨头”越多。因此，现阶段消除贫困也就需要要有更多的耐心、爱心与恒心。

　　未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助力消除贫困方面需要下一番“针”功夫。具体来看，尤其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发掘比较优势。中国的贫困地区往往自然环境恶劣，东部地区发展经济的模式、思路和经验并不适用于这些地区。因此，有关方面在扶贫时要结合当地主要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人才、市场、资金支持。比如，对沿边贫困地区提供发展边境贸易的政策支持，对荒漠戈壁贫困地区提供光伏产业政策支持等。

　　二是扶贫资金要“滴灌”不要“漫灌”。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日益雄厚，财政对扶贫有很多资金支持。这些资金如果仅仅以“大水漫灌”式地发给贫困户而不跟踪其用途并加以引导，显然可能导致短期的“数字脱贫”，“造血”功能跟不上，脱贫后“返贫”的概率便会居高不下。

　　三是信息扶贫也要加强。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短，这对于位置偏僻的贫困地区而言无疑是个重大利好。在扶贫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既要深入群众，耐心细致地做好观念引导，又要用好“互联网”这个信息传播渠道，为贫困地区群众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激发其自身脱贫致富的活力和创造力，较终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扶贫可比绣花，需要下“针”功夫。从今年两会上汇聚的各种信息来看，中国扶贫事业正呈现越来越好的发展趋势，人们有理由对中国消除贫困的前景给予更大的信心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