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的一次重要的改革，而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青苗法”则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同时为了帮助农民避免受到地主和商人的剥削。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矛盾，因此这种措施难以实施下去，较终走向无可避免失败的命运。下面小编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青苗法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希望对于同学们的历史学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相关资讯，请持续关注四川秦学网。

　　第一，法规设计不尽合理。

　　为增加政府能够按期收回放出的贷款和利息，“青苗法”规定按照人户的物力(财产)情况发放贷款。如河北地区，将人户分为五等，越贫穷的人，能够获得的贷款额度越低，反之则越高。这项规定本身就违背了“青苗法”的初衷，越贫穷的人户才越需要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贷款，可是他们却只能得到很少的贷款。富裕的人户不需要贷款，他们却能得到较高的贷款额度。

　　“青苗法”的还贷规定缺乏弹性机制。中古时期的农业生产能取得多少收成，相当大程度上由天气决定。如果遇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农民就无法偿还贷款。在官吏的催逼之下，为不误期限，农民只好继续向大地主大商人借高利贷偿还政府的贷款，负担更加沉重。

　　第二，考核制度不尽合理。

　　王安石变法的终极目标是富国强兵，所以，地方官吏如果能够多放贷多收息，使政府财政收入增加，就是有功之臣。这样的考核制度鼓励地方官吏冲刺“不得抑配”的规定，强行摊派贷款。正如苏轼指出的：“因提举官速要见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由于贫穷的人户偿还能力低，所以富裕的人户成了主要的摊派对象，被迫“依法”贷款，到期还本付息。“青苗法”的主要功能异化为敛财。

　　第三，权力寻租致使法令走样。

　　在当时的官僚体制下，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很容易被滥用。“青苗法”实际上是设置了一个垄断的金融机构，给执行“青苗法”的官员提供了利用权力捞取油水的机会。放贷的时候找各种理由克扣钱款，或者用腐烂发霉的粮食当作好粮食，收贷的时候则百般刁难，使农民无形中增加了贷款和还款的成本。司马光揭露陕西执行“青苗法”的情况：“以一斗陈米散与饥民，却令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纳粟三斗，所取利约近一倍。”减轻农民负担的初衷，在官僚体制下却变异出了增加农民负担的结果。

　　除上述几点之外，“青苗法”还有诸如钱与粮食的折价办法、放贷与收贷的时间限制、贷款与还款的繁杂手续等许多问题，导致民怨沸腾。在生产力没有获得革命性发展的条件下，“富国”的目标只能通过向民间敛财来实现，“青苗法”在执行过程中就变异成了敛财的手段。